林黛玉浅薄无聊心理阴暗? 我可不认

【导语】:

一些另类的红楼观点,的确是把小编雷得里嫩外焦,说起了林黛玉的阴谋论。小性子有之,刻薄有之,说她心理阴暗,我是不承认的。

  自从林黛玉被奉为响当当的“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俨然是大观园里的“左派”之后,就成为只能说好,不能说歹,凛然不可冒犯的人物了。用史湘云的话说:“得罪了她,使不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作家、学者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中谈林黛玉形象的典型意义时,就因为说了“人们叫那种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的女孩子为林黛玉”,而被扣上“人性论”的帽子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都与“叛逆”无必然联系,而林黛玉是个“叛逆者”的典型,不说“叛逆”光说瘦、愁、泪这古今中外人人有之的生理现象,这又怎能不当做“人性论”受到批判呢?

  关于林黛玉的“叛逆”,还是引一段周汝昌先生的话来说明吧:

  黛玉“叛逆”吗?她“叛”了什么?“逆”了谁?她不过是个感情细致、喜欢诗意的女孩子,一点儿不懂得日后结婚生子、柴米油盐,如何生活的严峻问题——根本不同于什么“人生理想”,也够不上“处世哲学”。她不是真的悟知了宝玉的精神境界而有所契合——书中没有这样的表现之痕迹可寻。

  红学家高抬林黛玉的依据——“叛逆”,被周先生这几句话轻轻地击了个粉碎。

  林黛玉是个“除了爱情之外别无其他值得关心的生活内容”(李希凡《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的人,是个爱情至上、爱情唯一主义者。她不像史湘云“从未将儿女私情萦心上”,她正相反,是个“太把儿女私情放在心尖上,别的一概未见她有所关切、有所救助、有所同情、有所贡献”(周汝昌语,本文所引周汝昌语,均见周氏近著《红楼别样红》)的高度自私的人。

  翻遍曹雪芹的《红楼梦》,的确如周先生所说,找不到林黛玉契合贾宝玉叛逆精神的任何事例。

  《葬花吟》里唱什么“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是红学家们常举的例子,说封建礼教一年到头像“风刀霜剑”一样残酷地摧残她,所以她呼喊出了这反抗的最强音,这不就是叛逆吗?可是,撇开高鹗的伪续后四十回,前八十回中是看不到谁怎么“逼”她了。书中没有写贾政、王夫人等等这些封建正统人物有什么迫害她的言论行动,其他人更没有敢招她惹她的了,她那个脾气,像刺猬似的,见了她谁不得小心翼翼?在书中实在看不出谁敢“逼”她,触目皆是的倒是她从不顾别人的情面,也不看对象分场合,“见一个打趣一个”,处处咄咄“逼”人。既然没人敢“逼”她,还有什么“严相逼”?没人逼她,她的“叛逆”也就没有了着落。

  红学家会说,林黛玉叛逆的不是哪几个封建人物,她是对整个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叛逆,譬如她反对走科举仕途道路,从不说“混账话”。

  第三十二回里,湘云劝宝玉去会会贾雨村讲讲“仕途经济”,将来也好应酬世务,有个朋友。宝玉一听火了,叫她到别的屋里坐坐,给她个下不来台。袭人说宝姑娘也有过如此遭遇,要是林姑娘不知要闹得怎么样呢。宝玉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这就是红学家们证明林黛玉有“叛逆精神”,和宝玉有共同的爱情基础的好例。我们不禁要问:林黛玉是没说过这样的“混账话”,可她说过别的什么不混账的话没有?她说过为宝玉日后出路设想的话吗?没有。正如前述,她除了她的爱情,别的一概不考虑、不关心,她根本就没想过她与宝玉的将来,只关心眼前取得宝玉的爱情的事。心里没有那些“混账”内容,当然她不说、也不会说那些“混账话”了。

  能证明林黛玉有“叛逆”性格的事例,实在难找,除上例外,林黛玉还骂过“臭男人”,那是红学家们仅能找到的另一个宝贵例子。

  秦可卿出殡,北静王设棚路祭,贾宝玉路谒北静王时,王以圣上亲赐之念珠一串见赠。第十六回写宝玉转赠给黛玉,黛玉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遂掷而不取。对这事,红学家们说,你看,林黛玉是多么有叛逆精神!她连北静王,连皇帝都敢骂!

  是这样吗?我们讲“叛逆精神”,首先是得和宝玉这个叛逆者的精神相契合才符合书中为“叛逆”给出的特定含义。宝玉虽然说过“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但他并不反对一切男人,如蒋玉菡、柳湘莲、冯紫英等男人,都是他的朋友。风流倜傥,“每不以官俗国体所缚”的北静王水溶,宝玉不但不厌恶,而且还“每思相会”,以“无由相会”为憾事,今得相会,“自是喜欢”,到了水溶轿边,“忙抢上来参见”。黛玉哪里知道宝玉这种态度?她更不知道北静王是何许人也,只一听是男人所赠之物,就骂“臭男人”掷而不取。曹雪芹在这里所要表现的只是黛玉那种孤高自许,目无一切,除此,再没有别的。

  第八回里,李嬷嬷说“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二十回里,湘云说黛玉“见一个打趣一个”;二十二回里湘云对宝玉说,“这些没要紧的恶誓、散话、歪话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人的人、会辖治你的人听去”,……这都是书中人物对黛玉的评价,实质上是作者曹雪芹对黛玉形象的评价。她肚量狭小、小性儿、爱耍小脾气、尖酸刻薄、爱恼人、会辖治人,再加上爱哭,这一切特点与她的伶牙利齿、话来得快来得急的才能相结合,这就合成了不得人心的畸形的“林黛玉性格”。这种性格好吗?应该是没人说好,但有的红学家却想尽法儿为她这种阴暗性格寻找存在的合理性,说那是那个社会逼出来的,是因为她无父无母寄人篱下的特殊环境特殊情况造成的。这有点令人不解,史湘云不和她生在同一个社会里吗?不也是父母双亡吗?而且比她还多了个待她不好的婶婶,怎么史湘云性格开朗、质朴憨厚、待人宽和,像太虚幻境中曲文写的“幸生来英雄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呢?

  更有甚者,有人把黛玉“专挑人的不是”“见一个打趣一个”“嘴又爱刻薄人”说成这是为了诅咒这个大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卑劣和庸俗,撕裂宝钗之流的假面。说来说去,她这种不得人心的性格倒成了优良品质了!

  “送宫花”事件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薛姨妈托周瑞家的送十二支宫花给姊妹们。周瑞家的按路线先后一路送去,最后送到黛玉那里,就剩下给黛玉的了。黛玉问是单送给她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周瑞家的说:“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话多么难听!多么噎人!周瑞家的是王夫人的“陪房”,是个很有地位的仆妇,人们都给她留面子,可黛玉一点面子都不给她留,其尖酸刻薄,心理狭隘可见一斑。难道她这是诅咒卑劣和庸俗?在撕裂假面?这是第七回里的事,此时黛玉刚来贾府不久,就有了这样的性格,这难道是寄居贾府造成的?黛玉就这么个秉性,怎么给她“打圆场”,怎么为她遮掩美化,企图把坏的涂抹成好的,都是徒劳的。

  总而言之,林黛玉所谓的“叛逆”,都是她心理阴暗,性格尖酸刻薄的表现,是一点正面意味也没有的。

  林黛玉这个人,除了诗作得好以外,再就乏善可陈了。除了上边说的那种令人讨厌的心理和性格,我觉得这个人还很浅薄、极虚荣,爱出风头、好表现自己、喜欢哗众取宠,每每以插科打诨来掩饰自己的无知兼博别人一笑,是个极为鄙俗无聊的人。

  第十八回元妃省亲时命姊妹们各题一匾一诗,另命宝玉为潇湘馆等四处各赋一首五律。姊妹们诗作成了,元妃赞了钗黛诗好,“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作,只胡乱作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此时宝玉作第三首咏怡红院诗用了“绿玉”一词,宝钗指出元妃不喜这词,宝玉又想不出别词,急得出汗,宝钗给他想出“绿蜡”一词,并讲了出处,喜得宝玉称她为“一字师”。这样一来,更使黛玉觉得“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便自报奋勇替宝玉作了第四首团成纸团扔过去,结果代作的这首被元妃评为最佳。曹雪芹写这过程,意在展示钗黛过人的才能,同时又展现二人的思想性格,着重写出的是黛玉爱出风头的特点。只要有出风头的机会她是一定要出的,捞不着出,她“不快”。

  第二十二回宝钗过生日唱戏,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宝玉说不好,宝钗给他讲这出戏的妙处,且当场给他背出了戏中词藻极美的一支《寄生草》,喜得宝玉“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黛玉相形见绌,又不甘心,又有醋意,于是就说:“安静看戏吧!还没唱《山门》,你倒《装疯》了。”博得别人一笑。鲁智深醉打山门是戏中的一折,称《山门》。黛玉提这戏名,是为了显示自己也懂宝钗点的这戏,挽回一点自己背不出戏词所丢的面子。至于讽刺宝玉手舞足蹈是“装疯”提到的《装疯》,却与鲁智深无关,那是唐将尉迟恭的故事,戏名《敬德装疯》。虽同是“黑头”戏,用在这里就勉强。

  第四十二回,刘姥姥走后,大家在议论惜春画园子的事,用了两三千字的篇幅写宝钗指导惜春如何作准备,如何作画,并由她说着宝玉记着开列出一张明细的所需物品的单子,充分地展示了宝钗关于绘画的丰富知识。黛玉对绘画一窍不通,在这过程中一点正儿八经的意见谈不出。谈不出你就闭着嘴好了,可是她又不甘示弱,就一个劲地插科打诨,一再地引人大笑,笑得湘云都歪倒了椅子。当宝钗说到“生姜二两、酱半斤”时,黛玉不知这两样东西的用处,忙说加“铁锅一口,锅铲一个”,问她何用,她说用生姜和酱炒颜料吃,引得大家大笑一场。开完了用品单子,她看了一会儿,又说上边有水缸箱子,是把嫁妆也开上了,又引得人笑个不住。林黛玉在这过程中的表现,虽然能引得书中人物大笑不止,却令我们读者作呕。这完全是一个浅薄无知的人为掩其陋故意打岔以引人发笑为能事的拙劣表演,简直像个小丑儿。

  如果说林黛玉这些“机锋巧语”使我们觉得是些无聊的哗众取宠的话,那么她在这过程中有关“母蝗虫”的另一些搞笑趣话,就使我们觉得她的思想品质大有问题了。

  四十一回写贾母在大观园里设宴与刘姥姥“同乐乐”,刘姥姥吃相差点,肚里有了酒就乐得手舞足蹈起来。宝玉下席来向黛玉笑道:“你瞧刘姥姥的样子!”黛玉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这里把刘姥姥说成“牛”,是因为在前边姥姥曾自己说过“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还有情可原,那她把姥姥骂作“母蝗虫”,就没法原谅了。

  刘姥姥走后,李纨把大家召集到稻香村去商量起诗社的事。李纨说社还没起,四姑娘惜春就要告假一年,黛玉说这怪老太太叫她画园子,探春说怪刘姥姥说园子像画儿才引得老太太要画园子的。这时黛玉忙笑道:“可是呢,都是她一句话。她是哪一门子的姥姥?直叫她是个‘母蝗虫’就是了。”引得大家笑起来。惜春说老太太要画上人物,自己不会画人物,正为这犯难。黛玉道:“人物还容易,你草虫上不能。”李纨说草虫倒用不着,或者翎毛倒要点缀一两样。黛玉笑道:“别的草虫不画罢了,昨儿‘母蝗虫’不画上,岂不缺了典?”众人听了,又都笑起来,黛玉一面笑得两手捧着胸口,一面又说:“你快画吧,我连题跋都有了,起个名字,就叫作《携蝗大嚼图》。”众人笑得前仰后合,湘云又笑歪了椅子。

  黛玉这就不是一般的哗众自显,以机锋诙谐大出风头的问题了,这暴露了此人思想意识深处很坏的一种东西。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受到了王夫人和王熙凤的以礼相待并给予馈赠,二进荣国府,被老太太知道了,老太太像招待老耍伴一样招待姥姥,一口一个“老亲家”叫着。凤姐、鸳鸯等等上上下下的人,虽有点拿姥姥逗笑,可都很尊重这位村媪,都以“姥姥”称之,姥姥临走,多人都有赠送,连宝玉都送了一个成窑杯。只有林黛玉,姥姥还没走就骂她是“牛”,姥姥刚走,又骂她是“母蝗虫”。说她“是哪门子的姥姥”,连贾母、王夫人、凤姐都认的“老亲家”,她这客居在贾府里的人倒要否定这亲家了。这倒罢了,不该骂姥姥是“母蝗虫”!黛玉为什么不骂她是别的,单这样骂?这显然是抓住了刘姥姥吃的多这一特点。蝗虫飞到哪里就在哪里大吃起来,黛玉觉得姥姥太能吃了,像飞进园子里的一只母蝗虫“大嚼”一样。吃她的了吗?她怎么这样疼人吃?恐怕这还不至于是疼刘姥姥吃,而是鄙视这位农村老太太,觉得她根本就没有资格到这里吃,尤其没有资格和自己这样高贵的人同席吃。红学家说薛宝钗具有“剥削阶级的残酷本质”,我看林黛玉才不折不扣地具有这样的本质呢!她如此恶毒地污辱劳动人民,——刘姥姥是全书中唯一的真正的劳动农民,而且是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这要放在反右时,不用多了,单凭“母蝗虫”三个字,就得打成“右派分子”;要是在“文革”时,是可忍孰不可忍!准得“揪出来”,给她剃个“阴阳头”,叫她尝尝“喷气式”的滋味。

  但林黛玉不但“反右”安然无恙地过来了,而且还平安地度过了“文革”,没有人提及她辱骂“贫下中农”这码事。所以然者何?乃因为林黛玉早在“反右”前三年就很有来头地头戴“叛逆者”桂冠了,是谁也不能动她半根毫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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